第七章 早饭
那之后，陈建国每天给何春红带早饭。
有时候是一个包子，有时候是一个茶叶蛋，有时候是一杯豆浆。都是食堂里有的东西，但他总是提前二十分钟到，排队买好，用塑料袋装了放在她工位上。每天换一样，包子、茶叶蛋、豆浆、馒头，轮着来。
何春红从一开始的别扭，到后来的习惯，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。
她坐在质检岗上，吃着陈建国买的早饭，心里算了一笔账。一个包子五毛，一个茶叶蛋五毛，一杯豆浆三毛。加起来一块出头。一个月三十块左右。陈建国工资八百五，三十块占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。不多，但也不小。
她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数。
有一天早上，她故意去得特别早。车间里只有几个上早班的人在走动，灯管还没全亮，半边明半边暗。她远远看见陈建国站在食堂窗口前面，手里攥着饭票，踮着脚往里看。他买了一个菜包，一个茶叶蛋，又跟打饭的阿姨多要了一勺咸菜，小塑料袋扎好，拎着往质检岗走。
他走到工位前，发现何春红已经坐在那里了，愣了一下。
“你今天这么早？”
何春红看着他手里的袋子，笑了一下。
“陈哥，你天天给我买早饭，我怎么好意思。”
陈建国把袋子放下，手在工装上蹭了蹭，不知道该放哪儿。
“没多少钱。”
“你工资也不高。”
“我一个人，花不了多少。”
何春红低下头，从袋子里把包子拿出来，咬了一口。菜馅的，青菜和香菇，味道很淡，但热乎。
“陈哥，”她嘴里嚼着包子，声音含含糊糊的，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陈建国站在旁边，看着自己的鞋尖。
“你是我们线上的，出了事，我该管。”
这话他说过一遍了。何春红听出来，他只会说这一句。
她心里想：这个人连撒谎都不会。他要是说“我喜欢你”，我倒要防着点。他说“我该管”，那就是真的想管。
老实人的好，不要白不要。
但她嘴上说：“陈哥，你这样，别人会误会的。”
陈建国愣了一下，脸微微红了。
“误会什么？”
何春红没回答。她把包子吃完，把塑料袋叠好，放在台面上。然后她抬起头，看着陈建国。
“没什么。谢谢你。”
陈建国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那之后，陈建国还是每天带早饭。何春红没再问为什么，也没再说什么“别人会误会”。她安安静静地吃，安安静静地干活。有时候陈建国来了，她抬头笑一下，有时候不笑，只是点点头。
她学会了把握分寸。太热络了，他会起疑；太冷淡了，他会退缩。她刚刚好，让他觉得自己的付出被看见了，又让他觉得她没有在利用他。
其实就是在利用他。但她藏得很好。
一个月后，何春红的工资发下来了。四百二，比之前少了三十，因为调岗之后基本工资降了。她把钱收好，该寄的寄，该留的留。
那天中午，她在食堂把陈建国叫住了。
“陈哥，你等一下。”
陈建国端着饭盒停下来。
何春红从口袋里掏出三张十块的，递过去。
“这一个月早饭钱。”
陈建国往后退了一步。
“不用。”
“你拿着。”何春红把钱塞到他手里，“你也不容易。我一个人吃你的喝你的，算什么。”
陈建国攥着那三张十块钱，站在那里。
“春红，你别……”
“陈哥，你对我好，我知道。”何春红看着他，语气很平，“但我不能白吃你的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以后别买早饭了。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，攒着点。”
陈建国低着头，看着手里的钱。三十块，皱巴巴的，还带着体温。他把钱折好，塞进口袋。
“那……行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何春红看着他的背影，蓝色的工装，宽厚的肩膀，走路有点外八字。她心里想的是：这三张十块，他会收，因为他老实。但收了之后，他反而会更想对我好。
果然，第二天早上，她工位上还是放着一个塑料袋。里面是一杯豆浆，一个茶叶蛋。旁边压着一张纸条：钱收下了，早饭照旧。
何春红把纸条折好，塞进口袋。嘴角翘了一下。
她对自己说：你看，老实人就是这样。你给他钱，他觉得你懂事。你不要他东西，他反而更想给。
她把豆浆喝了。温的，甜的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流水线一块板接一块板，永不停歇。何春红每天早上吃着陈建国带的早饭，中午在食堂跟阿霞一起吃饭，下午在质检岗上看电路板。手上的伤慢慢不疼了，伤口结了疤，疤又慢慢淡了。
她开始习惯这种日子。习惯有人给她带早饭，习惯有人在她工位旁边站一会儿，习惯有人问她“手还疼不疼”。
习惯被人惦记。
她有时候会想起刘建军。想起铁皮房，想起那碗凉虾，想起八块七。但想得越来越少。那个传呼机号她还留着，压在枕头套最底下，但她没有再呼过。
有一天，阿霞在宿舍里跟她说：“春红，你知道吗，厂里要分一批夫妻房。两个人一间，带厨房厕所。比咱们这八人间强多了。”
何春红正在叠衣服，手停了一下。
“夫妻房？”
“嗯。结了婚的才能申请。我听说下个月开始报名。”
何春红把衣服叠好，放在床上。
“那得先结婚才行。”
阿霞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跟陈班长……你俩不是走得挺近的吗？”
何春红没说话。她把衣服收进塑料衣柜，关上门。
那天晚上，何春红回到铁皮房，坐在床上。
她盯着天花板上的锈迹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把房间收拾了一遍。地扫了，桌子擦了，衣服叠了。她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全倒出来：存折，八块七。陈建国给的那些零钱，一百八十三块。那张传呼机号的纸片。那张歪歪扭扭的纸条。那枚五毛硬币。那张缺角的一块钱。还有那支口红。
她把口红拿起来，拧开，对着镜子涂了一点。嘴唇红红的。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想起那天在食堂，陈建国给她夹红烧肉时手抖的样子。想起他每天踮着脚在食堂窗口买早饭的样子。想起他站在走廊上，攥着排班表，脸憋得通红却只说出一句“我该管”的样子。
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。
第二天早上，陈建国的塑料袋照旧出现在工位上。何春红吃完早饭，把塑料袋叠好，放在台面上。然后她去了车间办公室。
门开着，陈建国在里面看排班表。她站在门口，没有进去。
“陈哥。”
陈建国抬头。
“春红？有事？”
何春红靠着门框，手里拿着一杯水，慢慢地喝了一口。
“陈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陈建国愣了一下。
“三十二。”
“家里人不催你？”
陈建国搓了搓手。
“催过。催有什么用。”
何春红又喝了一口水。
“也是。你一个人在厂里，也没个照应。”
陈建国没接话。他低下头继续看排班表，但何春红注意到他手里的笔没动。
“我昨天听阿霞说，厂里要分夫妻房。”她语气很随意，像在聊今天食堂吃什么，“两个人一间，带厨房厕所。挺好的。”
陈建国抬起头。
“嗯……我也听说了。”
“你工龄够了吧？”
“够了。”
何春红把水喝完，空杯子在手里转了一圈。
“那你不申请？”
陈建国看着她。
“我一个人申请不了。”
何春红没说话。她把空杯子放在旁边的桌上，转身要走。
“春红。”
她停下来。
陈建国站起来，手里的笔还攥着。他站在那里，嘴唇动了动，又闭上，又动了动。
“我……我能申请吗？”
何春红回过头。
“你问我？”
陈建国的脸一点点红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桌子上的排班表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。他攥着笔，指节发白。
“我……我想跟你一起申请。”
何春红看着他。他的头低着，脸红到了耳朵根。他不敢看她，像做错了事的小孩。
她心里笑了一下。
这个人，连求婚都不会。问得像个申请表格。
但她嘴上说：“陈哥，你让我想想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走出办公室，走过走廊，走到车间的窗户边上。阳光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她靠在墙上，从口袋里摸出那枚五毛硬币，在手指间翻了一圈。
她对自己说：何春红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双手，这张脸，和这条命。
往上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