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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的雨，向来是缠绵的。
四月的天，说变就变。方才还是暖阳斜照，转眼便落下细密的雨丝来。柳絮沾了雨，便沉甸甸地垂在枝头，不再乱飞了。
我撑着一把油纸伞，站在长桥的这头。桥下的水涨了些，浑浊地打着旋，几瓣早开的桃花跌落水中，随波逐流，不知漂向何处。这样的日子，我已站了十七年。起初是盼，盼得心口发疼；后来是习惯，习惯到忘了自己为何而来。镇上的人都说我痴，我也不辩，只是每天黄昏，仍旧走向这座桥。
雨幕深处，走来一个人。
青衫，旧了些，颜色被洗得发淡，下摆处还沾着些新泥。他走得不急，一步，一步，鞋底踏在青石板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那伞是竹骨的，伞面破了两个洞，雨水便顺着洞口滴落，滴在他的肩头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顾低着头走，仿佛在数脚下的路。
我认得那身形。
心口猛地一缩，像被什么攥住了。十七年前，我认得那身形的时候，他还笑得张扬，说等他考取功名，便回来买下镇东头最大的宅子，让我住进去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那时的我信了，信得那样彻底，以至于后来漫长的岁月里，每一次失望都来得格外沉重。我怨过他，怨他一去杳无音信；也怨过自己，怨自己等一个不确定的人，等成了一桩笑话。
十七年了。怨意早已被时光泡淡，剩下的，只是雾一样化不开的想念。
他走到桥中央，忽然停住了。
雨还在下。我们隔着七八步的距离，隔着层层叠叠的雨帘。他缓缓抬头，那张脸清瘦了许多，眼角有了细纹，可那双眼睛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只是从前眼里的光，如今换成了说不尽的疲惫。他看着我，眼里先是茫然，继而惊疑，最后碎成一种我读得懂的东西，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在异乡的雨里撞见故人时，猝不及防的酸楚。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像是许久不曾说话。
“我一直在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，“你不知道么，我一直在。”
他怔住了。伞沿的水滴落下来，一滴，又一滴，砸在石板上，碎了。
“我是回来逃难的。”他低下头，声音很轻，“功名未成，家产散尽，这一趟回来……原以为故园无人，只想看一眼就走。”
看一眼就走。这五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原来他连见我一面都不敢奢望，原来他把自己贬到了尘埃里，以为这世上早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
“看一眼，然后呢？”
他不答。雨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，分不清是雨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镇东头的那间茶肆还在，只是换了幌子。
我们拣了临窗的位子坐下。他要了一壶最粗的茶，急急地喝，像是走了极远的路，渴到了骨头里。我坐在对面，看他枯瘦的手捧着粗瓷碗，那双手从前是握笔写诗的，如今指节粗大，掌心结了茧。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，也是这样一间茶肆，他把一碗茶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尝尝，这是长桥边最好的茶。”其实那也是粗茶。可那时喝起来，竟有回甘。
“当年为什么走？”我问。这一问，我憋了十七年。
“为什么走？”他笑了笑，笑意却没到眼底，眼底只有一片灰败，“那年大旱，家中断了炊。父亲病着，弟弟还小。我想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饿死。于是便去考功名，想着考中了，就能衣锦还乡。走的那天夜里，我不敢来见你，我怕见了你，就再也迈不开步子。”
我的鼻子一酸，别过脸去看窗外的雨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考了七年。住在漏雨的破庙里，冬天冷得握不住笔，夏天蚊虫咬得睡不着。中了个末等的举人，补了个八品的小官，一做又是十年。”他望着窗外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那叹息里积压了太多东西，“十年里，我没做出一件像样的事。上头压着，下头怨着，我夹在中间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今年春天，河堤决了，淹了三个县。我是治水的官，却治不了水。那些流离失所的人看着我，那眼神我这辈子忘不掉。”
他说着，手在微微发抖。我这才明白，他不是败给了贫穷，是败给了心里那座压了十年的山。一个把责任刻进骨头里的人，最怕的不是吃苦，是吃了苦却一事无成。
茶凉了。他放下碗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我辞了官。走的那天，我在想，这世上，还有没有一处地方，肯收留一个一事无成的人。”
我替他续上茶，热气袅袅地升起来，模糊了他的眉眼。十七年的等待、怨恨、牵挂，在这一刻忽然都有了归处。
“有。”我说，“这里就有。”
雨停的时候，已是黄昏。
我们沿着长桥慢慢地走。桥那头的天边，云开了一线，晚霞透出来，把湿漉漉的石板路照得发亮。水边的芦苇上挂着水珠，一颗一颗，晶莹得像谁没说完的话。他走在我身侧，沉默着，我能感觉到他时不时偷看我一眼，每一眼里都是不敢置信，都是劫后余生。
“你恨我么？”他忽然问。
我停下脚步，看着桥下的流水。恨么？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，那些被人笑话的日子，那些写了又烧掉的、寄不出去的信。水面上倒映着两个人的影子，一个青衫，一个布裙，肩挨着肩，像极了十七年前那两个年轻人。
“头几年恨。”我说，“后来不恨了。我只是每天来看桥下的水，看它涨了又落，落了又涨。我想，水尚且知道回来，人总有一天也会回来的。”
他的眼眶红了，猛地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地颤。这个在外头扛了十七年的男人，把脸埋进暮色里，半晌没有出声。
许久，他哑着嗓子说：“我对不住你。”
“不必说这个。”我说，“进来喝碗热粥吧，家里还温着。”
“家里？”他抬起头，眼里有光在闪。
“嗯。”我转身往前走，没有回头，我怕一回头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“家里的桂花树，今年开得很好。”
后来的事，说来平淡。
他不再提功名，也不再提那些官场旧事。他在镇上教几个孩童读书识字，束脩微薄，却做得认真。闲时便修桥补路，那条青石板的长桥，有几块松动的石板，是他一块一块换好的。有人笑他堂堂举人做这些粗活，他只是笑笑，不辩解。我知道，那些石板压在他心里的分量，只有他自己懂，他补的不是桥，是他欠下的岁月。
我在门前的院子里种了些菜，养了几只鸡。傍晚他教书回来，饭菜已经热在桌上。有时候下雨，他便倚在窗边看我补衣裳，看一会儿，说一句：“这样很好。”
我说：“什么很好？”
他说：“都很好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有一种从前的意气风发里从未有过的东西，安静，笃定，像雨后初晴的天。
一年后的清明，我们一同去长桥边烧纸。烧给他的父母，也烧给那些逝去的年月。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，混在漫天的柳絮里，分不清哪个是灰，哪个是絮。
他忽然说：“那年在桥头遇见你，我还以为是做梦。逃难的人，走投无路，怎么会有故人站在雨里等他呢。后来我常常想，若那天你没站在那里，我大概就真的走了，漂到哪里算哪里，烂在哪里的泥里，都没有人知道。”
“不是等。”我说，“我只是常去那里站着。站得久了，就成了等。”
雨又下起来了，细细密密的。我们共撑一把伞，慢慢地往回走。伞面上有补丁，是他去年补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结实。
青衫已旧，烟雨如常。
可这世上最要紧的事，不过是雨天有伞，门前有灯，桥那头走来的人，是故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