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是《货殖列传》的序文。货值意为通过贸易来生财获利。《货殖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中叙述经济发展情况的专文。
文中，司马迁明确提出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认为追求富裕安乐是人的天然本性，这种逐利本能不可强行压制，是社会经济运转的核心驱动力。
他打破汉代主流的重农抑商偏见，指出农、工、商、虞（开发山林水泽资源）四业是民众衣食的根本来源，四者缺一不可，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，社会分工是自然演化的结果，无需行政强制征召就能自发形成。
他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最优到最差路径：善者因之（顺应市场规律）、其次利道之（以利益引导产业）、其次教诲之（以教化约束行为）、最下者与之争（官府与民争利），直接批判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。
文中举了姜太公治理齐国的例子：姜太公受封的营丘土地多为盐碱地、人口稀少，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，他便避开短板，鼓励妇女发展纺织手工业，提升工艺水平，重点打通鱼盐的跨区域贸易通道。
政策推行后，各地民众和物资像串钱的绳索、车辐凑向车毂一样源源不断涌入齐国，齐国生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，东海、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恭敬地前往齐国朝见。
当齐国中途衰落时，管仲延续姜太公的思路，设立调节物价、管控货币的“轻重九府”，助力齐桓公称霸，让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、齐宣王时代。
这说明致富的要诀在于因地制宜，因势利导和加强贸易流通，同时探讨了世风与人民富裕程度的关系。
这篇序文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，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极具开创性的经济类文献。它和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一起，首次在正史中开辟了专门记载社会经济活动的板块，打破了传统史学只聚焦军政大事的叙事局限，为后世研究先秦至汉初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。
全文夹叙夹议、文笔流畅、比喻恰当，尤其对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，作者对汉武帝直截了当的批评，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骨气。
老子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 之味，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。使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 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 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榖、纑、旄、玉石，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，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、革，龙门、碣石 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。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 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
《周书》 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 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，地潟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繦至 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。
故曰：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，失势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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